他们回乡创业,承包国内九成生意,产量最高超全球总量50%-环球时讯

故乡热土上的青年人们。


(相关资料图)

文/易琬玉

编辑/郑亚文

生命力顽强的仙人掌可以适应沙漠并牢牢生根,但想要彻底改变沙漠,得从种一颗小草开始。草灌先行,固土吸水,然后才是乔木,防风拦沙,最终逐渐形成一道无坚不摧的屏障。

这就是生物学上的草灌乔生态。草灌之上生出乔木,乔木反过来稳固生态,顶开环境的天花板。草、灌、乔,是生物学中,最稳定、最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。

产业带上的生态系统也是如此。热土上年轻的“后浪”,是受家乡生态孕育的“乔木”,他们又用自己的巧思反哺家乡。

从小跟手钩毛线打交道的黄嘉榆,不忍看自家的钩花厂没落,也不想村子里上百名心灵手巧的阿姨放下钩针,于是用亮眼的设计创造溢价空间,对抗机器制造的千篇一律,带动村子里的阿姨们做手钩,日销上千单。

出生在河南许昌的霍亚超,从小就在春节帮大人们做“会飞的龙”,他生长的霍庄村承包了全国九成的舞龙舞狮道具。一开始,同乡做的多是批发生意,霍亚超就通过互联网做零售。他根据客户需求做定制,做出了能发光、能喷烟花,还能在水下舞的龙……12年里,霍亚超卖出去至少11万条龙,有客人复购了七八次。

而在被誉为“东方克雷蒙娜”的泰州黄桥镇,每年产出200万把小提琴。曾经最辉煌的时候,这里承包了全球50%以上的小提琴生产。

徐小峰是黄桥镇最早接受专业学习的高级制琴师,将小提琴制作技术带回家乡后,他促进黄桥小提琴走向中高端市场。后来,他又在政府支持下,专门培养小提琴制作师。目前黄桥镇形成的小提琴及其相关产业带,带动了当地3万名从业者。

以下是这些“后浪们”依托产业生态成长,又反哺家乡,找寻产业新出路的故事。

潮州女孩带村里阿姨做手钩,日销上千单

(黄嘉榆在家乡)

黄嘉榆的童年是毛线“织”成的,她1990年在潮州农村出生,记忆里父亲总是扛回一堆毛线。这些五颜六色的毛线在全家人手里,靠着钩针变成桌布花边,然后变成她和弟弟的学费,还有一家人的生活费。

村子里几乎人人都会做手钩,订单大多来自广州十三行的档口,老板们要的桌布花边、毛衣花朵、比基尼等等,都出自农忙之余的潮州人之手。这些手钩针织品也培养起黄嘉榆的审美,她了解非洲客户喜爱明快的撞色,欧美国家喜爱鲜艳的色彩,日本市场则偏爱饱和度低的颜色……

渐渐地,2000多人的村子里形成了手钩产业,四家钩花厂里,有一家就是黄嘉榆的父亲开的。印象里父亲常驻广州接单,他采购好材料寄回村,妈妈则负责派单给村里的阿姨们。最忙的时候,一家人和村里100多位阿姨赶订单,一年下来卖了超过千万元,“阿姨们不是在农忙,就是聚在我家,把钩好的花边缠绕在木棒上,然后打包寄走”。

很多临近出货的紧急时刻,订单还没赶完,黄嘉榆看着母亲一通电话就召集了十几个阿姨,大家说说笑笑手却不停,把欠下的订单赶制出来。那个时候,连村里的男孩子都会做手钩,“这是赚零花钱的手段”,女孩们还会兴致勃勃地给洋娃娃钩衣服和头发。

但这种家家户户钩针的童年记忆,在黄嘉榆大学毕业后消失了。在自动化浪潮下,机器代替了手工,便宜又高效的机器抢走了阿姨们的活儿,村里的手钩工厂也逐渐关闭。阿姨们只得放下钩针,外出打工或是回家操持家务。

她自家的厂子也遭不住了,没有现金流周转,供应商的货款结不了账,工厂倒闭后,家里也欠下不少债。在外求学的黄嘉榆,萌生了回家创业的想法,她想守住这门手艺养活全家人,也想给曾经说笑着一起钩针的阿姨们带来收益。

阿姨们的手竞争不过机器的高效和低价,但是好的设计可以创造溢价空间。设计专业毕业的黄嘉榆,曾经有过靠手钩作品,挣路费和住宿费的时候。她在云南待过一个多月,每天带着几团线、一盘珠子摆地摊,有时候一天能赚800多元。

之后她开起淘宝店,在全国各地摆摊,一路走过澳门、深圳、广州,又在上海待了几个月。她一边摆摊、一边宣传,成交的订单就由家里的母亲分配给同村的阿姨们。

在上海的时候,因为高昂的房租,黄嘉榆一度压力很大,人处于紧绷状态,她的设计也都是沉闷的色调。后来,她还是选择回大理,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铺子待了好几年。每次闭店后,她就去找个地方放下躺椅,一边晒太阳一边做手钩。心情放松下来,她的作品颜色也丰富起来。

后来,她在大理的门店,成了古城人气最高的饰品店,顾客们在旅途中爱上她设计的饰品,又跑到她的淘宝店复购。等到2020年,黄嘉榆蛰伏了好几年的店铺终于爆了,一天成交了1000单,把村子里的阿姨们都乐坏了。

黄嘉榆索性直接飞回潮州,开了工作室专心打理淘宝店。当年那些因为钩花厂倒闭而四散的阿姨们,又因为她的淘宝店聚在了一起。而且,还不断有阿姨想加入她的团队,为了扩大销量,她又在饰品线之外,开了一间手钩服装店,上架比基尼、背心、裤子等手钩服饰。

黄嘉榆结合西方艺和民族风,放进自己的手钩设计。她根据阿姨们的特点为她们分工,有的阿姨“手比较紧”,适合钩更精致的设计;有的阿姨不太懂细节上的区别,可能会把一个笑脸的竖线和横线搞错,导致换了个表情,她也会耐心帮忙“抠”。

团队里年纪最大的阿姨快70岁了,钩了50年钩针,阿姨的眼睛没有年轻时候好,黄嘉榆就只让她钩“平针”比基尼、背心等没有太多花纹的样式。

每一个精心包好的手钩作品,都会附带制作阿姨手签的卡片。黄嘉榆希望,收到心仪饰品眼前一亮的买家,也能想到一针一线把它们织出来的阿姨们。

河南小伙做“龙”,带全村致富

同样,作为“后浪”的霍亚超,用年轻人的方式,盘活了村子里传了好几辈的手艺。

霍亚超出生在河南许昌,他所在的霍庄村几乎承包了全国各地的舞龙舞狮道具。春节期间,家家户户做出来的龙,比村子里的人还多。传统民俗表演承载了大多数人的童年记忆,活泼的“吉祥物顶流”上蹿下跳,仿佛就能一扫过往阴霾,带来好运气。

2000人口的霍庄村,承包了全国九成“会飞”的龙。霍亚超从2007年开始创业卖舞龙舞狮道具,但其实,从小他就帮着家里大人做道具。这门生意,从他爷爷辈就开始了。

年前的一个月,村里摆满了各式各样庆祝年节的道具,除了舞龙舞狮,还有高跷、花轿、毛驴……好不热闹,“因为我们村这个时候最忙,虽然做这些道具,但村里之前都没空组织舞龙舞狮”。他们负责制造热闹,但热闹都留给了别人。

每年,单量最大的是“九把一珠”的国标3号龙——“九把”是指龙身的九个握把,“一珠”则负责在最前面戏龙,这样一来,一条龙正好是十个人来舞。在传统文化里,“九”和“十”都是寓意吉祥的数字,这种规格的龙一般订得最多,霍亚超会提前备好现货。

但因为各个村的舞龙舞狮队人数不同,每年还是有许多定制订单,要求的龙身大小和握把数量也不一样,甚至对胡须、龙角等细节也会有不同要求。在霍亚超接过的定制订单里,最大的一条龙,“龙身直径超过1米,有50多个握把,撑开得有100多米,龙头三米多宽,能赶上村里一间房子那么大”。

霍亚超靠着村里流传下来的好手艺,设计出了在夜里闪闪发光的龙,张口就喷烟花的龙,有的龙在水下也生龙活虎……因为只能手工定制,订单量再大,定制产品加急也至少需要三天。

做出来的道具,灵不灵动,全在师傅对细节的把控上,是沉淀在额头、眼睛、鼻子等细微处的经验。在霍亚超的厂里,最有经验的师傅已经扎了30年狮头,“这个活儿就是要经验,没经验的人,哪怕脑子看懂了,手上的活儿也出不来”。

最早的时候,霍亚超和同乡其他人一样,做的是批发生意,只和经销商打交道。后来,他开始做零售,接触到一个个鲜活的客户,他才知道产品能往哪些方向改进。以前连接固定处用的是贴片,但是顾客反映不够牢靠,他就换成了方管,材质和结构都结实了许多。如今,他的淘宝店开了12年,卖出去至少11万条“会飞”的龙,有的客人已经复购七八次了。

霍亚超觉得这门热闹生意“没啥缺点,就是季节性太明显”。农历新年的前一个月是生意最旺的时候,临时多找些工人也忙不过来,其他月份则非常闲,“夏天的时候基本一整天都没什么事”。为了增加平日里的订单量,霍亚超也从同乡处拿货,上架了舞蹈扇子、二人转手绢、大头娃娃道具……

当初,成家的霍亚超为了立业,选择拾起家里的舞龙舞狮道具生意,夫妻俩从家庭作坊开始,到现在已经有了1000多平的工厂。两口子买了车、也在城里买了房,还有了四个孩子,霍亚超乐呵呵地说自己是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”——村里不少人靠做道具发了财,有同乡靠卖舞蹈扇子年销千万。

2020年,霍庄村建了一个两千多平方米的电商产业基地,销售额连续两年突破1亿元。外出的年轻人回到村里,开网店,搞直播。旺季的时候,一个家庭一个月能卖出十几万元。能在家门口安居乐业,谁会选择背井离乡呢?

3万名从业者,年产200万把小提琴

除了传承经典,也有年轻人反哺家乡,找到了新的产业出路。

黄桥镇或许在老一辈的眼里并不陌生,一场黄桥决战以少胜多,一举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。尽管是历史上的关键一笔,黄桥镇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缺乏发展资源。

但一次机会的偶然乍现,却被黄桥人紧紧抓住了。

20世纪60年代,上海制琴厂的人工费越来越贵,利润越来越薄,于是有人瞄准了工价更低的黄桥镇。这是小提琴制作第一次走进黄桥,黄桥的凤灵制琴厂由此成立,沿用上海的技术,主做低端琴卖往国外。

当时国内小提琴并不普及,但刚退伍的徐小峰还是看到了广阔的市场前景。制琴厂里,大部分工人并不了解小提琴制作,“把这个当作木工活在做”。但徐小峰知道,“好的小提琴卖得起好价钱”,于是特意去上海音乐学院,研修制琴专业,后来又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。他学了三年后进入凤灵集团,成了最早的高级制琴师。

因为价格优势,2005年,全球总产量半数以上的低端小提琴产自黄桥镇,但是一把琴只能卖200块,缺乏市场竞争力。回乡的徐小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“产业升级”,2005年大众款的琴500元一把,他做的琴则可以卖到5000元一把。

早期,在黄桥的制琴厂,小提琴制作被拆分为208道工序,分给208个工人,每个人都只了解制作的一小部分,上手效率高,但没人真正了解完整的工艺。后来,208道工序分给十人组成的“高级制琴小组”,这些精挑细选的技工,生产更高端的小提琴,也成了黄桥的新名片。

徐小峰制琴不求速度、只求质量,他设计了700多个尺寸,一根音柱换了十几种材料,甚至亲手敲碎了200多把琴。当地许多把制琴当“糊口”的工人们不理解他的低效,但后来也开始向他学习。从2015年开始,国内学小提琴的人数多了起来,凤灵也开始在国内打通中高端市场,如今,徐小峰是制琴界的响亮名字,他的琴最贵已经卖到32万元一把。

2016年之后,小提琴产业不断升级,也被更多人看到,相关的配件产业也发展起来,各种企业优胜劣汰,黄桥镇小提琴的江湖地位就此形成。在政府支持下,徐小峰培养了200多位小提琴制作师,目前黄桥形成的小提琴及其相关产业带,带动了当地3万名从业者,每年生产200万把小提琴。

小提琴也融入了当地生活。在黄桥的小学和初中校园,每个礼拜有两三节小提琴课,学校提供小提琴,老师们也都有编制,学生们可以免费学琴。在黄桥的田间地头、公园里,也有大叔大妈拉小提琴的身影。

从2017年起,黄桥镇就是“6·21国际乐器演奏日”中国主会场,它也是该项活动承办时间最久、演奏阵容最大、组织最周密、国际上推介宣传最多的合作城市。截至2021年,黄桥主会场累计组织演奏团队260多支,参与演出人数达到1.65万人次,惠及的观众超过了21万人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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